自本所党支部于2002年建立以来，党员队伍逐步扩大，党支部在关心社会弱势群体、扶持年轻律师、倡导本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，顺利开展党建工作，并逐步形成“名仁特色”。华东地区优秀期刊《党的生活》在2009年第四期专版刊载了本所党建工作，给予了极大的肯定。

《党的生活》刊载本所党建工作全文如下：

苏州律师党建的“名仁特色”— 转载《党的生活》2009年第四期

        在苏州名仁律师事务所，律师年龄大都在30岁至40岁之间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60%，执业十年没有出现一例违纪事件，连续几年上缴税收100万元。
　　在很多律师眼里，“党建”可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，而名仁所2000年成立，2002年建起党支部，全所22名律师中，有10名党员，比例占45.5%，多名年轻律师申请入党。
　　或许，这可以称之为“名仁特色”。
　　2008年，西南政法大学55周年校庆。名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杨金元律师，郑重告诫母校的学弟学妹：“做一个好律师，最根本的还是做人，要做一个让别人信任的人，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。”
　　对于这看似“老套”的论调，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。当前律师行业竞争激烈，潜规则流行，这种“老套”的生存方式真的能适应吗？他说的也太冠冕堂皇了吧。
　　但至少有一个人是相信的——李莉（化名）。四年前，正在苏州实验中学读书的李莉，在名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们的资助下，得以继续学业。也正是受了他们的影响，李莉才选择了杨金元的母校作为自己的目标。大学期间，李莉始终和名仁所的律师保持联系，生活上、学业上有了问题仍向他们求助，并在他们的感召下，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，同时确定了把律师作为自己的未来职业。
　　律师的起步是很艰辛的。案源拓展难，办案时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，这些问题时时困扰着年轻律师们。于是，生存的意义开始变得复杂。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，而是负载了许多价值取舍，甚至关乎行业道德的提问。
　　同为农村出身的朱建军和杨金元，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，完全依靠自己的专业才华、道德操守和不懈努力，终于在苏州古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。如今，名仁所步入苏州律师行业“第一方阵”。
　　如今，律师行业竞争愈加激烈，80％的市场份额被20％的资深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牢牢占据，假律师、黑律师还不断抢饭吃。收入低、没案源、没经验，看到所里的年轻律师为了找案源，成天忙着赶场子认识人，四处散发名片，在夹缝中苦苦坚持，所主任、党支部书记朱建军忧心忡忡。他与杨金元、陈晔两位合伙人商讨，如何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，团结和帮助这些年轻律师。
　　在党支部的倡导下，所里的党员律师经常把自己的业务转给年轻律师做；为扩容发展空间，2008年太仓分所成立，职业能力和道德均过关的年轻骨干被派往那里；律所还承担市总工会与所在的沧浪区政府信访接待的任务，鼓励年轻律师通过参与法律援助提升办案能力；律所经常走出去开展公益讲座、捐资助学、帮困扶贫等活动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。在这种团结向上的氛围中，渐渐地，年轻律师的业务能力提升很快，同时开始热衷公益，事业心、责任心与党员意识，被重新唤醒。
　　律所的提成制，被业内称为“万恶的剥削制度”。按照《律师法》，律师除非自己开律所，否则就该挂靠一家律所，被人家收费也是两厢情愿。可实际上，提成收入超出公共开支的部分被合伙人装入了腰包，律所的律师自然地分化为老板与打工者。为了摆脱“剥削”，不少刚有点经验的律师，就聚在一起谋划开办新的律师所，导致了律师行业规模偏小，整体协同作战的能力差，管理松散，离心力大于凝聚力。
　　朱建军意识到这种分配制度已经成为律所发展的瓶颈。于是，朱、杨、陈三名合伙人决定自降地位，从“剥削性老板”转为公共服务者。去年10月，他们商议设计了“公共发展基金”的新模式。基金包含律所每年租金、办公费用、聘用行政后勤人员的工资、集体伙食费等公共活动经费、教育培训费用、对外形象宣传和社交开支。全所每位律师平均分摊2万多元，合伙律师与聘用律师一视同仁，每年创收扣除公共基金，挣得更多都是装进自己兜里，不再被“提成”走了。
　　“自从消除了‘剥削’，大家有了共同使命感，业务气氛非常好，欣欣向荣。”朱建军说。